书名：《失控焦虑时代》
作者：乔纳森·海特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图片提供/合作单位：大将文化
出售单位：大将生活
网站： https://dajiang.com.my/
笔：成安然
《焦虑的一代》作者乔纳森·海特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但以经济与商业生态的视角重新凝视，就会发现全球平台经济体系在未成年身上精确运作。科技公司并未直接伤害孩子，却在其商业模式里让孩子的心理成为一种可被计量、榨取和可被预测的资源。
当马来西亚通讯部长拿督法米宣布，16岁以下孩童将于2026年起被禁止开设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如需使用社媒，必须在父母陪同下进行后，来看看世界已对社媒拉起的警告！
从现实转向虚拟
把视野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父母在治安焦虑、绑架恐慌、过度保护文化与媒体制造的恐惧氛围之下，逐渐缩限儿童在现实世界的自由。街道、公园、邻里关系、本属于童年的冒险场域开始萎缩。
儿童失去独自行动、结伴玩耍、与同伴形成真实冲突与和解的机会。
与此同时，家长将更多课业、补习、结构化活动填入孩子的生活，让“自由玩耍”几乎从儿童发展路径中消失。海特却指出，正是这些荒地、公园、街角、树下、沙地里的自由玩耍，才是哺乳动物演化出的情绪调节机制，是孩子学习风险判断、冲突协商、容纳挫折与发展独立性的训练场。
在这样的情况背景下，科技产品的显得无比“合理”进入青少年的世界。电子游戏、即时通讯、线上活动以及后来出现的智能手机，让孩子拥有了一个比现实更可控、更刺激、更即时满足的空间。父母不再需要担心孩子外出、担心危险、担心麻烦。
2类童年世界
在海特的框架中，童年的世界被分成两类：
- 存在了数百万年的“现实世界”，具有具身性、实时性、稳定社群、不可轻易退出的关系；
- 近20年才出现的“虚拟世界”，具有去人身化、非即时、多对多互动、低准入与低退出成本。
一旦童年的主要经验转移至虚拟世界，孩子将无法习得现实社会的复杂线索。社交媒体可以让孩子发表意见、结交陌生人、追踪潮流，却无法教会孩子如何处理真实的厌恶、不确定的表情、关系的摩擦或长期社群成员间的互相扶持。
可悲的情况是，真正的成长不是从资讯量增加中产生理解，而是从有身体、有情绪、有危险、有责任的真实互动里发生。
当少年成为商品时
平台把少女变成“自我行销的微型企业”，每一张自拍、点赞和比较，都是少女被迫经营的“个人品牌劳动”。平台的设计迫使女孩不断衡量自己的可见度、受欢迎度、市场价值，形成一种新型的心理劳动模式。
少女们在社交平台不是在社交，而是在持续地为自己定价，使她们在青春期阶段不断暴露于高度竞争与焦虑结构中。
陷入心理报酬陷阱
男孩的退缩、沉迷游戏与逃避现实，平台提取了男性用户的“竞争性”。游戏化机制制造虚假成就、即时反馈、等级循环，而男孩被困在一个“无风险奖励系统”中，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承担延迟满足。
这是典型的“心理报酬陷阱”：在虚拟世界中轻易获得动机刺激，导致现实世界的一切代价显得过高、不值得、难以承受，导致“成人启动延迟”，他们在工作动机、恋爱能力、面对困难的意志力等面向上呈现下降趋势。
女孩的伤害更偏向焦虑化、内化；男孩的伤害则更偏退缩化、失动力。两者都是手机式童年的产物，却呈现不同的心理表征。
Z 世代的问题不是过度依赖科技，而是在心智尚未成熟之前就被纳入一个大型商业系统中，成为经济链的一部分。
社媒操控注意力
当孩子用手机取代现实互动，他们失去了情绪辨识、同理能力、社会反馈与冒险式游戏所带来的神经系统刺激。孩子的心智必须依赖自身经验才能建构“自我”和“他者”，但虚拟互动削弱了这一发展基础。智能装置的光线推迟褪黑激素分泌，社交媒体的即时性、通知系统与同侪压力，使青少年夜间高度警觉，导致睡眠不足，而睡眠正是青春期脑部发育的关键。
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是注意力碎片化，社交平台的短影音、无止境滑动、跳跃式资讯结构，让孩子的大脑习惯高频刺激而无法维持深度注意。社交平台以心理学原理设计成“奖励系统”，搭配比较、点赞、追踪、排名机制，使青少年不断被卷入评价循环。
注意力碎片化
社交媒体之所以危险，并非因为它“提供交流”，而是它以“操控注意力”为产品本质，而青春期的大脑正是最容易受到操控的时期。
女孩的心理恶化与社交媒体的视觉中心化、自拍文化、他人评价系统密切相关。容貌比较、线上羞辱、以“点赞量”衡量自我价值，使她们在青春期阶段不断暴露于高度竞争与焦虑结构中。男孩则倾向沉迷游戏、色情、网络娱乐，导致“成人启动延迟”，他们在工作动机、恋爱能力、面对困难的意志力等面向上呈现下降趋势。
海特认为，女孩的伤害更偏向焦虑化、内化；男孩的伤害则更偏退缩化、失动力。两者都是手机式童年的产物，却呈现不同的心理表征。
拒承认强化成瘾
21世纪的烟草业或石油产业明知产品对公共健康造成伤害，却利用心理学与行为科学强化成瘾设计，拒绝公开数据。这跟社媒同样概念，两者最关键的差别是：平台的成瘾设计并不是产品副作用，而是产品的核心价值。换言之，商业系统在设计上就需要儿童保持脆弱、敏感、依赖与不断自我怀疑，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持续产出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情绪反应。焦虑不是错误，而是利润的形式。
平台公司不断将责任外包给“父母应该自我管理”，但成年人的自我控制大脑结构已发育完全，而未成年人尚未具备自我调控的能力，却成为科技公司最能轻易操控的对象。
焦虑不是产品的副作用，而是利润的形式。孩子在这个生态中无法选择，父母在与集体规范竞争时也无能为力，只有制度才能介入。
觉醒的开始
面对如此巨大的现实结构，真正的解决方案必须来自“集体行动”。国家层级的政策、学校的制度改革、家长的联合协作以及青少年自身对科技操控结构的觉醒。政策层面包括年龄验证、禁用校园手机、统一的青少年保护模式，以及要求科技公司提高透明度与遵守最低安全标准。
中国自 2021 年起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校园，以及设立平台的“青少年模式”，是国际社会值得观察的政策样本。在家庭层面，家长不能再各自为政，而应形成“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社区联盟：例如共同约定 14 岁不配手机、16 岁以前不上社交媒体，从而打破孩子“只有我不能使用”的孤立感。学校则必须重建具身社交训练，建立真实互动的学习社群，让孩子重新掌握合作、冲突、协调与责任的经验。
Z世代开始质疑社媒
最令人值得开心的是Z 世代并非完全被动，其实越来越多青少年开始质疑社交媒体的操控逻辑，并展开各类“数字抵抗”运动，他们比上一代更能看见科技的阴暗操控结构，也更渴望恢复真正的连结。
为了方便，我们是否愿意继续默许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实验”，让孩子成为实验对象，而我们却假装看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