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千宗湖 译者：王诗雯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严惩之外：是法律的纵容，还是必要的保护？ 少年犯罪为何能轻罪，究竟是纵容少年犯罪，还是真的保护？当社会长期呼喊着「严惩少年」，要求更高刑度、更重报应。可是，如果要让少年承担成人的责任，那是否也应给他们成人的权利？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只有对加害者与受害者充满无比的愧疚感。法官、非行少年与我都来自不富裕的家庭，各自走向分岔路并非是倚靠自己的善良，而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拉一把。无可否认，有时候幸运真的会改变人的一生。社会习惯把人分类，好孩子坏孩子、模范儿童问题儿童、危险青少年一般青少年等等的分类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人是复杂性的好坏之间是有个灰阶，甚至会无比脆弱的​​交换。  匮乏的灵魂：被社会网漏接的少年们 《我所见的少年犯》里，少年们并非出于邪念，而是出于匮乏。他们缺乏父母的拥抱、缺乏社会的倾听、缺乏相信自己还能被拯救的理由，非行少年的问题该检讨的是我们对不起社会网未能接住的少年们，更对不起被非行少年伤害的人。谴责和怪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真的解决问题了吗？  这些非行少年轰动案件的时候才被聚焦，但犯案之前究竟经历过了什么却没人在乎，或未来他们会变成怎样是否有思考或关注过？如果一个社会无法解读少年，进入校园只是复制家庭上的问题。家庭中学不到任何东西的少年，在校园也不可能顺遂。 边缘的依偎：渴望认同与安抚的彷徨 人习惯性靠拢趋向相同背景结为同伴，尤其是边缘的少年们聚集只是放大问题，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自己所剩的东西，或抢夺自己没有拥有的东西。为了赢得朋友的认同，或为了爱情付出所有在非行少年里常见的事。如果要让非行少年心态恢复正常，就必须有人安抚他们彷徨的心，让他们成为重要的转泪点。 司法的工程：修复迷失之人的重生路 当千宗湖在庭上对少年怒斥，那声音里藏着祈求；当他转身为孩子探病、送饭，那举动里有着赦免的温度。少年法不是宽容的借口，而是一种修复的工程。大部分人认为法律的功效是为了惩罚，但法官的任务，不是高举权杖，而是让迷失的人重新看见路。 少年院生活是让少年们转机完成学业或技能，为独立生活建立基础。可是为何轻微犯罪的少年们不判到少年院，是为了防止在其他少年犯中学习到原本不知道的犯案手法。 温柔的招待：微小善举是社会的赎罪 跳脱法律，少年需要的是什么？法官对偷窃的姐妹说：「想偷的时候，就想起这个皮夹。」并将皮夹交到孩子手中；他为未婚妈妈准备了新生儿的肚衣。千宗湖法官与非行少年一起吃参鸡汤时，孩子们感受到有人以来最棒的招待，或许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孩子眼中是多么的艰辛。孩子们不是不努力，而是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做得好。 这些举动看似微小，却是司法的温度与社会的赎罪。那不是怜悯，而是让少年们知道，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有人关心。不管怎样，社会还没遗弃你们。那样小小的善举，也让少年挨饿多日也不犯罪。 贫穷最可怕的不是无法拥有，而是贫穷会让生存变得可怕，恶的情绪会吞噬生存的意志。 标签之后：反思我们对孩子的失职 当社会审问罪之时，换个角度审问我们为什么让孩子走到这里。卸下非行的标签和武装之后，你会看到非行少年们是毫无保护的柔软灵魂。 严惩无法阻止下一场犯罪，唯有承认我们对孩子的失职，才能让他们重新走回阳光下。要解决问题，谴责或歧视只是加重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找出原因并诊断。有必要好好思考，我们把犯错的孩子们统统严惩或执行死刑，大多数的良善少年就得到良好的环境吗？ 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社会次序，而不是为了惩罚。当他们结束惩罚的时候，就该想办法让他们能在社会立足。当我们看到犯罪新闻时，不妨问问自己究竟在谴责谁？问问自己，当一个孩子被贴上「坏」的标签，他还有改变的空间吗？我们，是否也在冷漠中制造下一个少年犯？

书名：《失控焦虑时代》作者：乔纳森·海特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图片提供/合作单位：大将文化出售单位：大将生活网站： https://dajiang.com.my/ 笔：成安然 《焦虑的一代》作者乔纳森·海特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但以经济与商业生态的视角重新凝视，就会发现全球平台经济体系在未成年身上精确运作。科技公司并未直接伤害孩子，却在其商业模式里让孩子的心理成为一种可被计量、榨取和可被预测的资源。 当马来西亚通讯部长拿督法米宣布，16岁以下孩童将于2026年起被禁止开设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如需使用社媒，必须在父母陪同下进行后，来看看世界已对社媒拉起的警告！ 从现实转向虚拟 把视野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父母在治安焦虑、绑架恐慌、过度保护文化与媒体制造的恐惧氛围之下，逐渐缩限儿童在现实世界的自由。街道、公园、邻里关系、本属于童年的冒险场域开始萎缩。 儿童失去独自行动、结伴玩耍、与同伴形成真实冲突与和解的机会。 与此同时，家长将更多课业、补习、结构化活动填入孩子的生活，让“自由玩耍”几乎从儿童发展路径中消失。海特却指出，正是这些荒地、公园、街角、树下、沙地里的自由玩耍，才是哺乳动物演化出的情绪调节机制，是孩子学习风险判断、冲突协商、容纳挫折与发展独立性的训练场。 在这样的情况背景下，科技产品的显得无比“合理”进入青少年的世界。电子游戏、即时通讯、线上活动以及后来出现的智能手机，让孩子拥有了一个比现实更可控、更刺激、更即时满足的空间。父母不再需要担心孩子外出、担心危险、担心麻烦。 2类童年世界 在海特的框架中，童年的世界被分成两类： 存在了数百万年的“现实世界”，具有具身性、实时性、稳定社群、不可轻易退出的关系； 近20年才出现的“虚拟世界”，具有去人身化、非即时、多对多互动、低准入与低退出成本。 一旦童年的主要经验转移至虚拟世界，孩子将无法习得现实社会的复杂线索。社交媒体可以让孩子发表意见、结交陌生人、追踪潮流，却无法教会孩子如何处理真实的厌恶、不确定的表情、关系的摩擦或长期社群成员间的互相扶持。 可悲的情况是，真正的成长不是从资讯量增加中产生理解，而是从有身体、有情绪、有危险、有责任的真实互动里发生。 当少年成为商品时 平台把少女变成“自我行销的微型企业”，每一张自拍、点赞和比较，都是少女被迫经营的“个人品牌劳动”。平台的设计迫使女孩不断衡量自己的可见度、受欢迎度、市场价值，形成一种新型的心理劳动模式。 少女们在社交平台不是在社交，而是在持续地为自己定价，使她们在青春期阶段不断暴露于高度竞争与焦虑结构中。 陷入心理报酬陷阱 男孩的退缩、沉迷游戏与逃避现实，平台提取了男性用户的“竞争性”。游戏化机制制造虚假成就、即时反馈、等级循环，而男孩被困在一个“无风险奖励系统”中，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承担延迟满足。 这是典型的“心理报酬陷阱”：在虚拟世界中轻易获得动机刺激，导致现实世界的一切代价显得过高、不值得、难以承受，导致“成人启动延迟”，他们在工作动机、恋爱能力、面对困难的意志力等面向上呈现下降趋势。 女孩的伤害更偏向焦虑化、内化；男孩的伤害则更偏退缩化、失动力。两者都是手机式童年的产物，却呈现不同的心理表征。 Z 世代的问题不是过度依赖科技，而是在心智尚未成熟之前就被纳入一个大型商业系统中，成为经济链的一部分。 社媒操控注意力 当孩子用手机取代现实互动，他们失去了情绪辨识、同理能力、社会反馈与冒险式游戏所带来的神经系统刺激。孩子的心智必须依赖自身经验才能建构“自我”和“他者”，但虚拟互动削弱了这一发展基础。智能装置的光线推迟褪黑激素分泌，社交媒体的即时性、通知系统与同侪压力，使青少年夜间高度警觉，导致睡眠不足，而睡眠正是青春期脑部发育的关键。 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是注意力碎片化，社交平台的短影音、无止境滑动、跳跃式资讯结构，让孩子的大脑习惯高频刺激而无法维持深度注意。社交平台以心理学原理设计成“奖励系统”，搭配比较、点赞、追踪、排名机制，使青少年不断被卷入评价循环。 注意力碎片化 社交媒体之所以危险，并非因为它“提供交流”，而是它以“操控注意力”为产品本质，而青春期的大脑正是最容易受到操控的时期。 女孩的心理恶化与社交媒体的视觉中心化、自拍文化、他人评价系统密切相关。容貌比较、线上羞辱、以“点赞量”衡量自我价值，使她们在青春期阶段不断暴露于高度竞争与焦虑结构中。男孩则倾向沉迷游戏、色情、网络娱乐，导致“成人启动延迟”，他们在工作动机、恋爱能力、面对困难的意志力等面向上呈现下降趋势。 海特认为，女孩的伤害更偏向焦虑化、内化；男孩的伤害则更偏退缩化、失动力。两者都是手机式童年的产物，却呈现不同的心理表征。 拒承认强化成瘾 21世纪的烟草业或石油产业明知产品对公共健康造成伤害，却利用心理学与行为科学强化成瘾设计，拒绝公开数据。这跟社媒同样概念，两者最关键的差别是：平台的成瘾设计并不是产品副作用，而是产品的核心价值。换言之，商业系统在设计上就需要儿童保持脆弱、敏感、依赖与不断自我怀疑，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持续产出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情绪反应。焦虑不是错误，而是利润的形式。 平台公司不断将责任外包给“父母应该自我管理”，但成年人的自我控制大脑结构已发育完全，而未成年人尚未具备自我调控的能力，却成为科技公司最能轻易操控的对象。 焦虑不是产品的副作用，而是利润的形式。孩子在这个生态中无法选择，父母在与集体规范竞争时也无能为力，只有制度才能介入。 觉醒的开始 面对如此巨大的现实结构，真正的解决方案必须来自“集体行动”。国家层级的政策、学校的制度改革、家长的联合协作以及青少年自身对科技操控结构的觉醒。政策层面包括年龄验证、禁用校园手机、统一的青少年保护模式，以及要求科技公司提高透明度与遵守最低安全标准。 中国自 2021 年起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校园，以及设立平台的“青少年模式”，是国际社会值得观察的政策样本。在家庭层面，家长不能再各自为政，而应形成“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社区联盟：例如共同约定 14 岁不配手机、16 岁以前不上社交媒体，从而打破孩子“只有我不能使用”的孤立感。学校则必须重建具身社交训练，建立真实互动的学习社群，让孩子重新掌握合作、冲突、协调与责任的经验。 Z世代开始质疑社媒 最令人值得开心的是Z 世代并非完全被动，其实越来越多青少年开始质疑社交媒体的操控逻辑，并展开各类“数字抵抗”运动，他们比上一代更能看见科技的阴暗操控结构，也更渴望恢复真正的连结。 为了方便，我们是否愿意继续默许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实验”，让孩子成为实验对象，而我们却假装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