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文化

马来西亚经济惨后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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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尽管经济忧郁，耕耘不能忧郁。

结合众力，马来西亚经济一定可以重见新天。

马来西亚经过马哈迪大手大脚狂烧千亿的那些年，再经历阿都拉巴达威“无为而治，无疾而终”的糊涂时光，已是床头金尽。如今百物腾胀，荷包穿洞；160万公务员的薪资与效率，即使换了政府，执政的新贵也没有勇气挥刀减胖，更如何期盼彼等振兴国运，还富于民？／黄金城

朝野里头皆有一批想要干实事者，无党无派，不管来自商界、专业人士及民间组织，却能跳脱利益框框，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虽然还有一些舆论认为我们还是只注重明日而忽略后天，只有破没有立，但许多有志之士正在进行“体制”改造。／杨凯斌

——作者简介

杨善勇@董恪宁

《光华日报》、《东方日报》、《公正报》专栏作者。

著有《美丽的谎言》（麻坡：朋友出版社；1985）；《喂，脑袋该洗了》（吉隆坡：大将；2001）；《有点异见》（吉隆坡：燧人氏；2003）；《MH370 X档案》（吉隆坡：大将；2014）；《党领导不想提的50道问题》（吉隆坡：大将；2015）；《老马红烧一个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将；2016）。

与赖昭光合著三本：《一思不挂》（吉隆坡：大众科技；2002）、《射鱼英雄传》（吉隆坡：大众科技；2003）、《疼国阵，爱民联》（吉隆坡：大众科技；2008）。

序

1Malaysia，粉红钻与忧郁症

文／黄金城（前媒体人）

马来西亚近年国运不靖：外资撤离、国贼蜂起；丑闻不断，经济不举。当家的纳吉还在1MDB的浑水里打捞粉红钻戒，还没当家的在野党万箭齐发，瞄准纳吉，却没有提出经济民生的治国方略；寻常百姓也就边走边唱，自求多福，希望经济风暴到来之前，买到一张逃生的船票，得以苟全于乱世……其他的，就走着瞧吧。

偏偏今年我们又碰上60年独立日和54年建国日，六十应当耳顺，但政治噪音却教人耳根难以清静，宗教种族课题掩盖了经济的困顿、民生的困窘。尽管政治噪音教人迷乱，民间百姓思之念之的，还是微薄薪资如何抵挡马币汇率之沉疴不起，以便迎接天天向上，风云突变的柴米油价；略有三几两银子者，或为保全资产增值，或盼一朝富贵，则被Money Game掏空了棺材本和救命钱；营商者步步为营，如履薄冰，银行则紧缩信贷，看紧钱袋。此情此景，与风风火火的1980年代虽不尽相同，但时局迷离，人心迷乱之局，庶几近之。

即便不提1980年代的合作社风暴和“伞兵”为三餐糊口，不惜奔日赶美的跳飞机热潮，单看香港的潮起潮落，就明白今夕何夕。香港最近庆祝回归20年，没有高歌光辉岁月的骄傲，只有风雨中抱紧自由的窘境；政治的失败当然是关键所在，但雨伞运动过后，劏房蜗居暴起，港楼港股直冲世界第一等，真金白银都浪奔浪流到了炒家和土豪的账户；望房兴叹，钱途茫茫的年轻人顿觉世局黯然，但又无力杀出重围，怨声不止，壮志难酬，戾气遂生。

类似的情境，自然不限于香港。遥想亚洲金融风暴的那些年，马来西亚也和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四小龙，和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四小虎一起经历了虎落平阳龙困浅摊的黯淡时光。20年风水轮流转，当年的小龙小虎都换了位置，我们本当历经风雨重见彩虹，不料却欲振乏力，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大马画虎不成，却也回不到当廉价人力供应国的古早岁月——满街满巷的孟加拉、越南、尼泊尔和印尼第三世界外劳取代了我们的大好青年。因此，尽管老百姓薪金难有寸进，大城市房价却步步高升；民间阮囊羞涩，富豪则日进斗金；亿万资金哗啦哗啦流到了炒家、土豪、政客和掮客的账户，留下一堆错愕的小民。世界各地每天都有这类财金闹剧，但占领华尔街的呼声早己随风飘逝，民间Money Game的力量却越战越勇，统治了大马中下阶层的荷包和心灵。政治Money Game的吸金大法，就更教人拍案惊奇。从买钻戒到买选票，无奇不有。“运财童子”更把亿万民脂民膏搬过太平洋去了好莱坞，造就了“华尔街之狼”；而且，买游艇、藏名画、追名模，都由三千万大马人买单。1Malaysia沦落至此，其败家惨状，以至“惨后忧郁症”，当然就更严重了。

值此时刻，经济学者会说转型云云，信口开河的政客一手派钱买票，一手掩盖劣迹；青年则在虚拟世界当键盘战士，希望口水救国，却不登记为选民。如此怪象，就更教识者长叹。经济的改革当然离不开政治的介入，经历多场金融风暴仍然很傻很天真的经济学家若还期盼市场自动修復，其蛋头思想与离地程度，活该让黑天鹅抓伤了厚脸皮，被灰犀牛刺花了老屁股。

历史上的多场经济风暴早已证明：专家不一定靠谱，特别是被利益、面子捆绑的时候。

幸好，专家和官员独揽的各类资讯，在网络时代早就如水银泻地，许多有识之士解读资讯，剖析世局，洞察经济，关怀民生，用寻常百姓的语言诉说痛处痒处，往往比学院派或者官方机构里的大小官员更接地气，明白民之所欲，才能直指人心，而非一堆官腔，满地口水。

杨善勇《马来西亚经济惨后忧郁症——50种关系经济更年期、健忘、水肿、高血压、过胖的综合症》一书，不高谈玄祕之学、不胡扯政商祕闻、不搬弄学术名辞、不炫耀个人成就，老实诚恳的说人话，提问题，讲道理，以“不扮高深，只求传真”的手法教育群众，比很多貌似高深，实为乱呻的假、大、空文章更有益于世道人心。

就像作者一贯的风格，本书言语亲和，论据清楚，脉络分明，直指要害。报章网站许多谈经济的文字，往往故作高深，其实是作者理论消化不良，文字架床叠屋的恶果。写在报章的专栏文字，主要对象为一般群众，而非财经大腕；撰文的目的，无非为一般读者解读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捆绑下的怪局，自然无需引经据典，高谈凯恩斯到恩格斯，马克思到牛克思，最后牛头马面把自己都撕了。

“哲学家总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说的不全对。溷浊的世局需要通人解读，经济民生更要实践者撸起袖子苦干，两者并行无碍。解读经济民生改变不了世界，但最少不必让世界改变你，不随领袖起舞，不跟大队起哄，保持脑袋清醒，才能苟全于乱世。读《马来西亚经济惨后忧郁症》一书不能使你一朝富贵，横财就手，至少让你明白国库的钱如何浪奔浪流奔向污浊浪滔滔的巴生河，或是政客商人的海外银行账户，明白国之不国，财之不财的真相。

马来西亚经过马哈迪大手大脚狂烧千亿的那些年，再经历阿都拉巴达威“无为而治，无疾而终”的糊涂时光，已是床头金尽；到了纳吉的1MDB丑闻，吾国吾民还有多少身家财产供政客巧取豪夺？一个GST的吸金大法，已让百物腾胀，荷包穿洞；160万公务员的薪资与效率，即使换了政府，执政的新贵也没有勇气挥刀减胖，固本培元，更如何期盼彼等振兴国运，还富于民？本书对此，亦有洞见。

时局迷离，人心迷乱之际，如果没有能力移民枫叶国花旗国袋鼠国天龙国甚至“李家城”，每日莳花养鱼，含饴弄孙，忆往事说从前，在脸书透露他乡的欢乐时光，感慨马国之时运不济云云，那就看完本书，擦亮眼晴，检查身体，做点“运动”——哪怕是社会的，还是政治的。做运动不能改变世界，至少不必让世界轻易的改变你。

1990年代，马哈迪画了2020先进国宏愿的大饼，喂养了许多天真的心灵；纳吉三年前抬出来献世的“高收入国”之梦，当然也随丑闻变了一滩鼻涕。眼看“先进国宏愿”、“高收入国”之梦浪奔浪流奔向污浊浪滔滔的巴生河，这个差点要成为先进国的国家，究竟走出了“惨后忧郁症”的病房，还是2020年以后继续留在悲惨世界？

本书作者没有答案，也未拟出拯救大马的治国方略。改变“1Malaysia”命运的大事，向来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各路政客，或其国师、智囊、马仔要干的工作，花了亿万银两的纳税人，则监而督之。如果一本小书还要附送救国方略，每年花上纳税人几千亿民脂民膏的各级政府、文武百官、国州议员还要干嘛？解释世界，不一定要改变世界。寻常百姓既然没有丑闻、没有钻戒、没有专机、没有游艇、没有名画、没有名模、没有26亿，也没有外国护照，面对《马来西亚经济惨后忧郁症——50种关系经济更年期、健忘、水肿、高血压、过胖的综合症》，也就唯有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终身学习、继续爱国，年年纳税，敬业乐业，练好身体，束紧腰带——迎接下一个黎明，或者风暴。

崩坏与平庸

文／杨凯斌（一个从学运、社运、媒体转到体制的工人）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 Fails?），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戴伦艾塞默鲁、哈佛历史系教授詹姆斯罗宾森在此著作中指出，国家兴衰非关地理及文化因素，却有赖于政治及经济体制是否开明包容。压榨老百姓的攫取型政权或掠夺型政府，就算在短期内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始终无法永续终究会衰败下来。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一场马拉松，也如同龟兔赛跑，短期内领先的兔子，一旦骄傲自满懒惰下来，最终不敌坚毅不停歇的乌龟。亚洲国家透过大量廉价高素质人才及科技的普及化，最终取得“弯道超车”的机遇，导致全球经贸引擎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然而台港韩新亚洲四小龙及日本却在中国及印度经济井喷崛起中，迅速暗淡没落。

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套用在马来西亚身上，可谓贴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打断小开放的荣景，反观韩国印尼等当初受重创实施深刻改革的国家则浴火重生。烈火莫熄民主化推进缓慢，16年后还没有翻过马哈迪、安华、纳吉，甚至演变出马哈迪反出国阵，夜奔敌营，挂帅反对党，更与安华相拥泯恩仇，携手对垒纳吉的戏剧性局面。黑白分明的基本教义派回不过神来，他们只能苍白大叹政治里头没有永恒的朋友或敌人，没有能力解读主次矛盾。

马来西亚大崩坏是当下的流行说法，英文界评论员凯林拉斯兰（Karim Raslan）则认为这是负面情绪压到一切的结果，与当年2020宏愿提出时的大马能自信爆棚气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一马丑闻冲击下，纳吉政府仍然屹立不倒，更是崩坏论的助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贪腐无能、公务员人数臃肿、宗教种族议题层出不穷，导致民众热情缺缺。历史的闹剧是，当纳吉政府试图推出2020年宏愿的山寨版——2050年国家转型计划（TN50）来挥别马哈迪的影子，并试图效仿美国市民集会来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却爆发发言者被掌掴的风波。

经历了一甲子的族群问题、贪污腐败、人才流失等严峻问题，马来西亚仍然维持不上不下位置，没有败退到菲律宾或非洲失败国家的情况，有人言这是国阵的强大修补能力所致。不过根据我自己的接触，发现朝野里头皆有一批想要干实事者，无党无派，不管来自商界、专业人士及民间组织，却能跳脱利益框框，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虽然还有一些舆论认为我们还是只注重明日而忽略后天，只有破没有立，但许多有志之士正在进行“体制”改造。不過他们不是决策者，只能提醒或建議，效果自然差强人意。

至于决策者，政治人物急功近利，想要媒体曝光和社会掌声，却回避责任，不做得罪人的决定，这种不粘锅式的“马英九”人物多得是，后果是我们在重要的议题上往往缺乏政治意志。官员们想讨好主子以升官或维持权位，却畏惧风险，唯唯诺诺，简单的问题没有人肯拍板负责，唯有依赖强人的出现来推动。更严重的长期困坐办公室，缺乏实战经验，导致许多貌似先进的政策，空雷不雨。比如倡议工业4.0、制造业智慧化，但是官方只想要招募高科技外资如航空企业，对马来西亚享誉全球的家具业却置之不理，不为其装置智慧机器人手臂和采用云端软件，也没有想过让家具业摆脱人力短缺的困扰晋级更的高产业链。我们谈政策谈方向、勾画大蓝图就天下无敌，但是实践起来就无能为力。因此有外国数位经济业者听完汇报后感叹说，如果我国能够逐一落实有关汇报里头列出的指标，马来西亚早已是数码经济强国了。

从社运、媒体到半只脚踏入体制，我深深体会政府并不缺钱，只是不懂得用钱，往往上演仙女撒花而非聚焦关键领域，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公务员素质不差，也不是想象中的贪腐虎狼之辈，更多是沟通无能导致与外界误会重重。

公共体系最大的问题，姑且称之为外包文化，起源于马哈迪的私营化政策，导致公务员普遍丧失技术能力，只能仰仗私人界。无论从研究、执行到举行活动，基本上都仰仗其他人落实，无形中拖慢效率，更迭床架屋形成浪费。纳吉政府聘请依德里斯负责推动政府转型计划，反效果是过度强调KPI，官员耗费过多时间接受考察鉴定，把公共服务与私人企业回酬混为一谈。

英制公务员系统以制衡分散权力著称，但是也面临官僚习气重，不懂灵活变通，更缺乏团队精神，只懂自扫门前雪。面对顛覆性的高端技术，一旦超越其领域或出现跨领域现象，就出现三不管的现象。因此不管在经贸还是新科技领域，我们都难以建构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国与国的竞争，追根揭底在于人才的竞争。许多到过印度生物科技重镇海得拉巴（Hyderabad）访问的业者，都会描绘数以百计的生物科技博士生，聚集在一间残旧的建筑物里头，研发最尖端的生技产品如爱滋病抗体及抗癌药品。这样的景观除了让我们叹为观止，也要捶心自问为何我们做不到？

20年前，深圳与多媒体走廊（MSC）同时开发，结果20年后，深圳不止聚集中国三大数码经济龙头BAT的总部——阿里巴巴、百度及腾讯，更是全球代工业、物联网（IOT）制造中心。全球雄心勃勃的创客及新创企业无不聚集在深圳，寻找制造产品模型代工者，或向投资者提桉募资（pitch）的机会。

至于多媒体走廊，仍然龟步前进，甚至还要打出重启（reboot）的口号。深圳与海得拉巴揭露的是，唯有培育大量高素质的业界人才，形成“产官学”整体生态链才是王道。

说到人才培育，这个才是马来西亚自残最严重之处，姑且称之为平庸化（mediocre）。为了快速落实扶持土著政策，我们采用自欺欺人的舞弊手段，窜改入学毕业分数，降低专业要求，导致许多大专生、工程师毕业之后，因为素质低落找不到匹配工作，还要政府被逼再次掏钱让他们接受再培训。

种族主义所带来的教育政策失误是优秀人才外流，我国不自觉地成了新加坡的人才培育农场；对于马来大专生来说，这也形成庞大的精神创伤及缺乏自信心，非土著大专生则感觉被边缘化，大学反成为种族主义及偏见的温床。正当各行各业不断闹人才荒之际，另一厢却有许多毕业生因本身素质低落，找不到匹配职业，薪水偏低，更成为城市新贫阶级。由马大经济系教所进行的就业调查发现，许多大专生因担忧资历过高碰壁，故意隐瞒本身的硕士或学士学位，向雇主申报更低的学术资格。

马来及英文报章早前曾大篇幅报道目前许多大专生毕业后纷纷下海当小贩卖椰浆饭、汉堡的新闻。一名玛拉大学的女商学系学生因在路边摊卖自挂招牌的“处女椰浆饭”爆红，后因没申请执照遭莎亚南地方议会罚款。大专生创业不是坏事，然而许多却是因为无法找到称心工作才被逼当小贩糊口。

治国若烹小鲜，短期则需要强大的政治意志落实凌厉外科手术，长期则需实事求是地从点到线全面改革，还要有毅力打破种族主义一贯的偏见及猜忌，方能遏止崩坏与平庸化的颓势。

所幸年轻朋友是我们的希望，他们无畏无惧没有包袱，许多拥有混血或跨文化、跨族群的身份，扣除网上的酸民一族，自我批评反省、交流、分享及对话将能让我们跨越红海。这样的正能量是撑着我们在黑暗中硬着头皮走到尽头的信念。

哲人苏格拉底把自己比喻为唤醒雅典的独一无二“牛虻”，以提问挑战成见，以提问发现无知，让人们认识自己。善勇之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马来西亚中文评论界的“杨式牛虻”也不断鞭挞我们正视自己的问题及无知，虽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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