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书讯 | 2019年出版目录 | 大将教育 | 试读 Preview

【书讯】能力·素养·创造力——教育改革如何可能◎潘永强 编著

【书讯】能力·素养·创造力——教育改革如何可能◎潘永强 编著

《能力·素养·创造力——教育改革如何可能》是“马来西亚教育大未来”第四本书,解析目前的大马教育界改革计划、社会问题,以期找到更好的教学模式。本书分四辑:“教改与未来”、“教学与理念”和“高教与困境”、“国族与团结”。

社会观察家认为,未来的工作所需的两种型态,分别是创造者(creators)和服务者(servers)。能带来高所得的工作,必须加入有创意的价值和灵魂。制式的工作者(routine worker)如一般的律师、一般的会计师,同样相当脆弱,很容易被外包和自动化取代。如果人们只求执行被指派的工作、照表操作,都会被机器取代,因为低档工作很快消失。有独立思考、不断学习和协作互动,将成为职涯的入场券。

这股全球化与资讯革命的变化,除了冲击产业形态和工作模式,也对社会与人文思维带来影响。过去人们相信的稳定、纪律和终身制,开始动摇,取而代之是频密的转换工作、同时服务不同工种、跨界与斜杠,甚至面临旧工种消失和新创产业的变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与工业4.0时代,弹性灵活、分工放权、去中心化、学科交叉成为必要,这对传统的课程和教学带来破坏式的冲击。

在这一波教育变革中,有些国家的教育部门跟上步伐,有些则因应不足而落在后头,俨然是一场未来国力和竞争力的长程赛跑。教育危机等同于国安危机,此话并非危言耸听。


作者简介

编者:潘永强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曾任新纪元学院讲师、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校长,也是政治评论作者。现任南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兼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同时担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编著有

《马华政治散论》
《旧政权与新政府》
《未完成的政治转型》
《当代马来西亚:政府与政治》
《浮躁·族群·市场化——困局中的大学》
《迟缓·停滞·低素质——迷路的中学教育》
《能力·素养·创造力——教育改革如何可能》

作者阵容:

  1. 程介明(香港大学荣休教授)
  2. 黄瑞泰(独中教育工作者)
  3. 杜新宝(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
  4. 潘婉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5. 古燕秋(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6. 庞汉杰(南方大学学院工程与资讯科技学院助理教授)
  7. 傅承得(民间讲经人、书法导师)
  8. 赖国芳(新加坡国大电脑系特聘教授)
  9. 宋明家(私立大学学者)
  10. 陈鸣诤(南方大学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兼任讲师)
  11. 林保华(公共政策研究者)
  12. 黄彦铬(马来西亚学运领袖)
  13. 陈穆红(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
  14. 廖珮雯(私立学院大众传播系讲师)
  15. 黄科量(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16. 万吉(大同工作室学术主任)

导论

一、就业空洞化和两极化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两波的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1870年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波全球化则从1970年迄今。这两波全球化的到来,伴随着不同的经济模式与生产形态,深深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思维和期待。

第一波全球化带来了现代学校的体制。首先,西方出现了普鲁士模式的学校教育,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最先建立了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将知识切割成不同学科,按照课程进行大规模的教学,以培养大量受过基本教育,同时服从纪律、服从权威的劳动人口。

在东方社会,由于欧风渐盛,传统的私塾与经典教育无法因应社会转型,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结束后,纷纷仿效西方的现代学堂模式,这股教育新风也吹向东南亚地区。这一波全球化彻底翻转了教育体制,带来了知识的解放与普及,正好适应了近百年工业社会的需要。

但是,二十世纪末的第二波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带来更全面的冲击,因为这是在既有的通讯、物流和金融流动的基础上,迎来了影响巨大的互联网革命,为经济和生活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有的教育模式显得僵化和保守,对人才的培养过于浅层化,不符新兴工作的要求。学者认为,未来社会对劳动人口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自2000年前后,各国社会都被迫回应教育改革的压力,因为攸关各国竞争力,也感受到经济升级和工作形态转变的挑战。在这股世界性的教育改革风潮,尽管各国致力的重点与理念各有差异,但共同趋势皆指向人的创意能量、独立思考和综合素养,不再倾向大量的灌输知识,而是培养如何应用知识的能力。因为愈来愈多旧的工作会由机器和人工智能取代,也有愈来愈多工作会被自动化、数位化,甚至外包。许多操作性的工作类别会整个消失,唯有较高能力(而不是较高学历)的人才有更多机会。

其实目前就业市场分为三大类,其中一类将面临淘汰。第一类是非制式的高技术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思考与推理、分析技能、判断与创造力,如医疗、法律、工程、艺术、设计、大数据、研究等等。第二类是制式的中等工作,涉及许多标准化的例行性工序,如工厂装配、银行柜台、金融交易、销售收银等等,他们会被自动化和线上服务所淘汰。第三类是从事非制式的普通技能工作,此类工作必须由人工去完成,有时需要注入一些创意和人性化,机器和外包尚无法取代,如理发、厨师、水电、女佣和老人照护等等。易言之,从事抽象和需要思辨的高技能工作,以及执行人工服务的普通技能人员,需求都会上升,但是中等技能的工种会大量消失,导致就业的空洞化和两极化。(Friedman and Mandelbaum, 2011)

社会观察家认为,未来的工作所需的两种型态,分别是创造者(creators)和服务者(servers)。能带来高所得的工作,必须加入有创意的价值和灵魂。制式的工作者(routine worker)如一般的律师、一般的会计师,同样相当脆弱,很容易被外包和自动化取代。如果人们只求执行被指派的工作、照表操作,都会被机器取代,因为低档工作很快消失。有独立思考、不断学习和协作互动,将成为职涯的入场券。

这股全球化与资讯革命的变化,除了冲击产业形态和工作模式,也对社会与人文思维带来影响。过去人们相信的稳定、纪律和终身制,开始动摇,取而代之是频密的转换工作、同时服务不同工种、跨界与斜杠1,甚至面临旧工种消失和新创产业的变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与工业4.0时代,弹性灵活、分工放权、去中心化、学科交叉成为必要,这对传统的课程和教学带来破坏式的冲击。

在这一波教育变革中,有些国家的教育部门跟上步伐,有些则因应不足而落在后头,俨然是一场未来国力和竞争力的长程赛跑。教育危机等同于国安危机,此话并非危言耸听。

——摘录自〈认同政治、官僚制约、与未来脱钩:检视马来西亚教育〉/潘永强


目录

《马来西亚教育大未来》系列 总序 / 潘永强
导论 :认同政治、官僚制约、与未来脱钩:检视马来西亚教育 / 潘永强

辑一、教改与未来
未来已来,教育何去? / 程介明
国阵、希盟到未来:马来西亚教育改革道路的障碍 / 黄瑞泰
难的题目就是高思维?——对我国高思维教育的评断和建议 / 杜新宝
不是精英,就是其他:新加坡教改的变革与调整 / 潘婉明

辑二、教学与理念
民主体制下,应该有怎样的公民教育? / 古燕秋
计算思维与我国信息技术教育 / 庞汉杰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大马教育现况与孔子教育理念 / 傅承得
华教人格在数码时代 / 赖国芳

辑三、高教与困境
退场机制?大马高等教育的两难 / 宋明家
MQA 与学术评鉴 :好心做坏事 / 陈鸣诤
PTPTN 的财务困境与政策效应 / 林保华
未完成的废除大专法令运动 / 黄彦铬

辑四、国族与团结
以单源流学校实现国民团结:面对多面向挑战的浅薄方案 / 陈穆红
我国应不应该恢复英校? / 廖珮雯
交织的不平等:重新检视“种族固打制”与“高教私营化”的冲击 / 黄科量
马来西亚伊斯兰宗教教育概况 / 万吉


试阅

对于教育,笔者有两个信念: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学生准备未来!

教育的核心业务,是学生的学习!

社会变了

这也是笔者近年的关注之点:宏观是学生的未来,也就是社会的变化;微观是学生的学习,具体就是学习科学与其应用。在这里,与马来西亚的教育同事,分享我的学习心得。本文集中讨论前一部分。

社会变了!

要看学生的未来,首先要看社会的变化。未来的社会,我们看不到,但是今天的社会,已经与我们熟悉的昨天,很不一样。因此,有人说:Future is now(未来已来!)一点都没有夸张。社会已经变得有点认不得了。

首先是宏观环境的变化。18-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开创了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或曰大规模生产)的世代。工作的机构,也走向金字塔形的科层架构(bureaucracy),很多部门、很多层次,用以管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数以百计的管理人员。每名人员,按照明细设计的分工,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完成分配给自己的工序,最后大量生产一个复杂的产品。

这种生产形态,正在迅速变化。现在的生产,往往不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而是旨在营造顾客购买的欲望。在顾客来说,这是讲究生活素质。用传统经济学的“供需”观点来看,基本上现在的生产,已经超过了生活的实际需求,是过量生产。在生产来说,就需要“少量多款”(“Less of More”)。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集团的分店,不在乎“规模效益”(Economy of Scale),而把产品、商店、酒楼,弄成很多层次、不同风格的不同品牌。

于是出现了我们经常看到的个性化产品(individualised products)、对口服务(customised services)、量身订造(tailor-made products)等等。大型的科层机构,于是也变得不必要。取而代之的是小的、扁的、松的、渐趋“一站式”的生产单位或服务单位。这些工作单位,很灵活;可以因应市场或科技的改变而转变,所以也是脆弱的。

因此,人们的职业观也产生了变化。一份工作“从一而终”的情况,已经罕见。雇主对员工的承诺与保障,日益淡薄;员工对雇主的承担与忠诚,也日趋微弱。因此,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在乎他们的工作职位,转工转行频繁,歇业(间歇性打工)、待业(间歇性失业)、弃业(主动失业)毫不出奇。

而且,愈来愈多的年轻人,不愿意打工,而选择创业。或则创立自己的公司或者NGO(非政府组织),或则作为个体工作者(free-lancer),或则成为“斜杠一族”(slasher,同时从事多种工作)。还有少数,选择宅在家,不在社会上工作。

有人说,这是“后物质主义”的世代(Post-Materialistic Generation)。年轻人在乎的,是创新、脱俗、挣脱、变异。环顾世界各地激烈的社会运动,无不以年轻人为主,而目标又不是本身的权益。他们关注的是全球气候、社会不公等等。这是他们的基本意识形态,与20世纪成长的一代人,截然不同。

我们的教育,核心是学校制度,是19世纪工业社会顶峰时期产生的。与传统的宗教学校(例如伊斯兰的Madrasha)不一样,也与经典的精英学校(例如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中国的私塾)不一样。作为全社会建制的近世学校,历史不到200年,开始的时候只是提供读、写、算,为打工做准备。

在工业社会,教育的目标是一种经济话语(Economic Discourse):期望教育为社会培养经济需要的人才,而个人也因为教育而可以有较好的收入。说得白一点,教育是把“人”,转化为“人力资源”。1970年代,就有经济学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信息,好让巨大数量的人,能够匹配繁多的工作岗位,称为“信息理论”(Signalling Theory)。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教育这座机器,把人类分类分等,准确地输送到各种劳动力分类分等的岗位上。而这种信息,就是教育提供的学历(Credentials)。早年,就有美国学者把现代社会,称为学历社会(Credential Society)。

因此,就有了教育的两种功能:第一,择优、筛选、淘汰,以比较简单的标尺,把人类塑成智力的等级。第二,明细划分知识领域,瞄准就业的职位,把人的前景,缩窄到特定的目标。

至今,人们对教育的期望,仍然没有摆脱这种经济话语。政府肯花钱在教育,是一种投资,最后目的是经济发展,GDP增长。个人为什么要重视教育,是因为要增加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这些都是至今各国政府采用的理念。

在美国,一个颇有名望的教育组织,认为教育现代化,就是“中小学要为升大学做准备”(college-readiness),“大学要为就业做准备”(career-readiness)。我们也常常听到,“幼儿教育要为入学做准备”(school-readiness)。

很多雇主、家长、政客、媒体,甚至教师,听到这样的话,也许都会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孩子在幼儿园,当然想尽办法要让他进最好的小学;孩子念中学,当然希望他能进最好的大学;大学毕业,当然希望他找到一份好工,最好是平步青云,一世无忧。

——摘录自〈未来已来,教育何去?〉/程介明


类似文章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