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能力·素养·创造力——教育改革如何可能◎潘永强 编著
《能力·素养·创造力——教育改革如何可能》是“马来西亚教育大未来”第四本书，解析目前的大马教育界改革计划、社会问题，以期找到更好的教学模式。本书分四辑：“教改与未来”、“教学与理念”和“高教与困境”、“国族与团结”。
社会观察家认为，未来的工作所需的两种型态，分别是创造者（creators）和服务者（servers）。能带来高所得的工作，必须加入有创意的价值和灵魂。制式的工作者（routine worker）如一般的律师、一般的会计师，同样相当脆弱，很容易被外包和自动化取代。如果人们只求执行被指派的工作、照表操作，都会被机器取代，因为低档工作很快消失。有独立思考、不断学习和协作互动，将成为职涯的入场券。
这股全球化与资讯革命的变化，除了冲击产业形态和工作模式，也对社会与人文思维带来影响。过去人们相信的稳定、纪律和终身制，开始动摇，取而代之是频密的转换工作、同时服务不同工种、跨界与斜杠，甚至面临旧工种消失和新创产业的变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与工业4.0时代，弹性灵活、分工放权、去中心化、学科交叉成为必要，这对传统的课程和教学带来破坏式的冲击。
在这一波教育变革中，有些国家的教育部门跟上步伐，有些则因应不足而落在后头，俨然是一场未来国力和竞争力的长程赛跑。教育危机等同于国安危机，此话并非危言耸听。
作者简介
编者：潘永强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曾任新纪元学院讲师、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校长，也是政治评论作者。现任南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兼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同时担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编著有
《马华政治散论》
《旧政权与新政府》
《未完成的政治转型》
《当代马来西亚：政府与政治》
《浮躁·族群·市场化——困局中的大学》
《迟缓·停滞·低素质——迷路的中学教育》
《能力·素养·创造力——教育改革如何可能》
作者阵容：
- 程介明（香港大学荣休教授）
- 黄瑞泰（独中教育工作者）
- 杜新宝（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
- 潘婉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 古燕秋（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 庞汉杰（南方大学学院工程与资讯科技学院助理教授）
- 傅承得（民间讲经人、书法导师）
- 赖国芳（新加坡国大电脑系特聘教授）
- 宋明家（私立大学学者）
- 陈鸣诤（南方大学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兼任讲师）
- 林保华（公共政策研究者）
- 黄彦铬（马来西亚学运领袖）
- 陈穆红（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
- 廖珮雯（私立学院大众传播系讲师）
- 黄科量（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 万吉（大同工作室学术主任）
导论
一、就业空洞化和两极化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两波的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1870年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波全球化则从1970年迄今。这两波全球化的到来，伴随着不同的经济模式与生产形态，深深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思维和期待。
第一波全球化带来了现代学校的体制。首先，西方出现了普鲁士模式的学校教育，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最先建立了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将知识切割成不同学科，按照课程进行大规模的教学，以培养大量受过基本教育，同时服从纪律、服从权威的劳动人口。
在东方社会，由于欧风渐盛，传统的私塾与经典教育无法因应社会转型，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结束后，纷纷仿效西方的现代学堂模式，这股教育新风也吹向东南亚地区。这一波全球化彻底翻转了教育体制，带来了知识的解放与普及，正好适应了近百年工业社会的需要。
但是，二十世纪末的第二波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带来更全面的冲击，因为这是在既有的通讯、物流和金融流动的基础上，迎来了影响巨大的互联网革命，为经济和生活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有的教育模式显得僵化和保守，对人才的培养过于浅层化，不符新兴工作的要求。学者认为，未来社会对劳动人口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自2000年前后，各国社会都被迫回应教育改革的压力，因为攸关各国竞争力，也感受到经济升级和工作形态转变的挑战。在这股世界性的教育改革风潮，尽管各国致力的重点与理念各有差异，但共同趋势皆指向人的创意能量、独立思考和综合素养，不再倾向大量的灌输知识，而是培养如何应用知识的能力。因为愈来愈多旧的工作会由机器和人工智能取代，也有愈来愈多工作会被自动化、数位化，甚至外包。许多操作性的工作类别会整个消失，唯有较高能力（而不是较高学历）的人才有更多机会。
其实目前就业市场分为三大类，其中一类将面临淘汰。第一类是非制式的高技术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思考与推理、分析技能、判断与创造力，如医疗、法律、工程、艺术、设计、大数据、研究等等。第二类是制式的中等工作，涉及许多标准化的例行性工序，如工厂装配、银行柜台、金融交易、销售收银等等，他们会被自动化和线上服务所淘汰。第三类是从事非制式的普通技能工作，此类工作必须由人工去完成，有时需要注入一些创意和人性化，机器和外包尚无法取代，如理发、厨师、水电、女佣和老人照护等等。易言之，从事抽象和需要思辨的高技能工作，以及执行人工服务的普通技能人员，需求都会上升，但是中等技能的工种会大量消失，导致就业的空洞化和两极化。（Friedman and Mandelbaum, 2011）
社会观察家认为，未来的工作所需的两种型态，分别是创造者（creators）和服务者（servers）。能带来高所得的工作，必须加入有创意的价值和灵魂。制式的工作者（routine worker）如一般的律师、一般的会计师，同样相当脆弱，很容易被外包和自动化取代。如果人们只求执行被指派的工作、照表操作，都会被机器取代，因为低档工作很快消失。有独立思考、不断学习和协作互动，将成为职涯的入场券。
这股全球化与资讯革命的变化，除了冲击产业形态和工作模式，也对社会与人文思维带来影响。过去人们相信的稳定、纪律和终身制，开始动摇，取而代之是频密的转换工作、同时服务不同工种、跨界与斜杠1，甚至面临旧工种消失和新创产业的变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与工业4.0时代，弹性灵活、分工放权、去中心化、学科交叉成为必要，这对传统的课程和教学带来破坏式的冲击。
在这一波教育变革中，有些国家的教育部门跟上步伐，有些则因应不足而落在后头，俨然是一场未来国力和竞争力的长程赛跑。教育危机等同于国安危机，此话并非危言耸听。
——摘录自〈认同政治、官僚制约、与未来脱钩：检视马来西亚教育〉／潘永强
目录
《马来西亚教育大未来》系列 总序 / 潘永强
导论 ：认同政治、官僚制约、与未来脱钩：检视马来西亚教育 / 潘永强
辑一、教改与未来
未来已来，教育何去？ / 程介明
国阵、希盟到未来：马来西亚教育改革道路的障碍 / 黄瑞泰
难的题目就是高思维？——对我国高思维教育的评断和建议 / 杜新宝
不是精英，就是其他：新加坡教改的变革与调整 / 潘婉明
辑二、教学与理念
民主体制下，应该有怎样的公民教育？ / 古燕秋
计算思维与我国信息技术教育 / 庞汉杰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大马教育现况与孔子教育理念 / 傅承得
华教人格在数码时代 / 赖国芳
辑三、高教与困境
退场机制？大马高等教育的两难 / 宋明家
MQA 与学术评鉴 ：好心做坏事 / 陈鸣诤
PTPTN 的财务困境与政策效应 / 林保华
未完成的废除大专法令运动 / 黄彦铬
辑四、国族与团结
以单源流学校实现国民团结：面对多面向挑战的浅薄方案 / 陈穆红
我国应不应该恢复英校？ / 廖珮雯
交织的不平等：重新检视“种族固打制”与“高教私营化”的冲击 / 黄科量
马来西亚伊斯兰宗教教育概况 / 万吉
试阅
对于教育，笔者有两个信念：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学生准备未来！
教育的核心业务，是学生的学习！
社会变了
这也是笔者近年的关注之点：宏观是学生的未来，也就是社会的变化；微观是学生的学习，具体就是学习科学与其应用。在这里，与马来西亚的教育同事，分享我的学习心得。本文集中讨论前一部分。
社会变了！
要看学生的未来，首先要看社会的变化。未来的社会，我们看不到，但是今天的社会，已经与我们熟悉的昨天，很不一样。因此，有人说：Future is now（未来已来！）一点都没有夸张。社会已经变得有点认不得了。
首先是宏观环境的变化。18-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开创了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或曰大规模生产）的世代。工作的机构，也走向金字塔形的科层架构（bureaucracy），很多部门、很多层次，用以管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数以百计的管理人员。每名人员，按照明细设计的分工，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完成分配给自己的工序，最后大量生产一个复杂的产品。
这种生产形态，正在迅速变化。现在的生产，往往不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而是旨在营造顾客购买的欲望。在顾客来说，这是讲究生活素质。用传统经济学的“供需”观点来看，基本上现在的生产，已经超过了生活的实际需求，是过量生产。在生产来说，就需要“少量多款”（“Less of More”）。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集团的分店，不在乎“规模效益”（Economy of Scale），而把产品、商店、酒楼，弄成很多层次、不同风格的不同品牌。
于是出现了我们经常看到的个性化产品（individualised products）、对口服务（customised services）、量身订造（tailor-made products）等等。大型的科层机构，于是也变得不必要。取而代之的是小的、扁的、松的、渐趋“一站式”的生产单位或服务单位。这些工作单位，很灵活；可以因应市场或科技的改变而转变，所以也是脆弱的。
因此，人们的职业观也产生了变化。一份工作“从一而终”的情况，已经罕见。雇主对员工的承诺与保障，日益淡薄；员工对雇主的承担与忠诚，也日趋微弱。因此，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在乎他们的工作职位，转工转行频繁，歇业（间歇性打工）、待业（间歇性失业）、弃业（主动失业）毫不出奇。
而且，愈来愈多的年轻人，不愿意打工，而选择创业。或则创立自己的公司或者NGO（非政府组织），或则作为个体工作者（free-lancer），或则成为“斜杠一族”（slasher，同时从事多种工作）。还有少数，选择宅在家，不在社会上工作。
有人说，这是“后物质主义”的世代（Post-Materialistic Generation）。年轻人在乎的，是创新、脱俗、挣脱、变异。环顾世界各地激烈的社会运动，无不以年轻人为主，而目标又不是本身的权益。他们关注的是全球气候、社会不公等等。这是他们的基本意识形态，与20世纪成长的一代人，截然不同。
我们的教育，核心是学校制度，是19世纪工业社会顶峰时期产生的。与传统的宗教学校（例如伊斯兰的Madrasha）不一样，也与经典的精英学校（例如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中国的私塾）不一样。作为全社会建制的近世学校，历史不到200年，开始的时候只是提供读、写、算，为打工做准备。
在工业社会，教育的目标是一种经济话语（Economic Discourse）：期望教育为社会培养经济需要的人才，而个人也因为教育而可以有较好的收入。说得白一点，教育是把“人”，转化为“人力资源”。1970年代，就有经济学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信息，好让巨大数量的人，能够匹配繁多的工作岗位，称为“信息理论”（Signalling Theory）。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教育这座机器，把人类分类分等，准确地输送到各种劳动力分类分等的岗位上。而这种信息，就是教育提供的学历（Credentials）。早年，就有美国学者把现代社会，称为学历社会（Credential Society）。
因此，就有了教育的两种功能：第一，择优、筛选、淘汰，以比较简单的标尺，把人类塑成智力的等级。第二，明细划分知识领域，瞄准就业的职位，把人的前景，缩窄到特定的目标。
至今，人们对教育的期望，仍然没有摆脱这种经济话语。政府肯花钱在教育，是一种投资，最后目的是经济发展，GDP增长。个人为什么要重视教育，是因为要增加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这些都是至今各国政府采用的理念。
在美国，一个颇有名望的教育组织，认为教育现代化，就是“中小学要为升大学做准备”（college-readiness），“大学要为就业做准备”（career-readiness）。我们也常常听到，“幼儿教育要为入学做准备”（school-readiness）。
很多雇主、家长、政客、媒体，甚至教师，听到这样的话，也许都会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孩子在幼儿园，当然想尽办法要让他进最好的小学；孩子念中学，当然希望他能进最好的大学；大学毕业，当然希望他找到一份好工，最好是平步青云，一世无忧。
——摘录自〈未来已来，教育何去？〉／程介明
